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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应“宽进严出”还是“严进宽出”?

记得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正是国内的出国留学热刚刚开始。很多留学中介和网站都以国外大学在本科阶段的“宽进严出”制度作为一个优势或者卖点进行宣传。转眼间,我博士毕业,开始任教并且大范围教本科生了,正赶上国内现在正持续讨论要不要让中国的大学也从“严进宽出”改为“宽进严出”。由于我恰好就正在“宽进严出”的体制下实地工作,所以就想从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出发,做一个简单的讨论。

首先介绍一下背景:我目前在荷兰的格罗宁根大学工作,这所学校有着将近400年的历史,在各项世界大学排名中都长期处于90-100名的位置。荷兰的大学实行比较普遍的“宽进严出”制度,也就是说,除了医学院可以根据申请者高中成绩筛选学生,其他学院一般只能规定学生必须之前在高中学过哪几门课,但不能根据成绩筛选学生。“严出”的筛选主要发生在学生入学的前两年:学生必须成功拿到总计60学分中的45个学分,并且在两年内至少通过所有第一年课程的考试,否则将被劝退,被劝退的学生根据具体情况,可能被建议转入大学的其他(一般是被认为难度更低的)专业学习,也可能被建议转入类似大专的应用科技类大学学习。具体到经济学院,在所有第一年入学的学生中,一般只有一半的人能成功通过前两年。此外,“严出”还包括学校不对进入第三年的学生的毕业时间做统一规定,而是以修满所有学分和完成论文为准,什么时候完成,什么时候毕业。从这个方面来看,相比国内大学要求统一时间毕业,如果不能按时毕业则直接视为肄业或退学来说,荷兰学校对于毕业的“严出”要求其实反而要更加“宽”一点。

当我和我的荷兰同事聊起他们对“宽进严出”的感受时,他们给出的意见大体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下,宽进严出对于学校意味着成本的上升,和教学质量的下降:由于50%的淘汰率的存在,老师在第一年教的学生有一半在第二年会退学,所以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基本就算被浪费了,另外,由于“宽进”会使得课堂上出现一些高中基础非常差,甚至连一元二次方程都解不好的学生,这会使老师不得不花很多时间给学生补习一些高中的基本知识,也耽误了整个班的教学进度。

其次、对于学生来说,“宽进严出”的确增加了学生的选择面,譬如荷兰很多学生的学习瓶颈都在数学上,在这种制度下,他们就可以从选择经济学开始,如果发现自己的数学训练跟不上,就转到法学院,再不行就转到人文学科……而且有时候,“宽进”也的确增加了不拘一格的“偏才”或者“大器晚成”的学生的成功机会。譬如我们学院就有一个传奇教师,他年轻的时候当过两年一名卡车司机,然后决定来读大学,由于他高中数学课没学够,录取委员会决定对他进行数学测试。测试结果是他得了55分,刚好不及格,但录取委员会想了想,决定给他一个机会。他就加倍努力学习数学,结果后来反而成了在动态优化方面的数学建模高手,一口气发了好几篇国际一流期刊。但同时,“宽进严出”的缺点在于由于学生的选择太多,而且毕业可以延期,在大学里“泡”五年乃至十年的学生太多,也成了荷兰的社会问题。由于荷兰的学生不能全职工作,这部分学生常常只能做收入不高的实习或者打零工,形成了人力资本的极大浪费。

总的来说,如果我们把“宽进严出”和“严进宽出”做比较,区别大概就是:“宽进”会招进来大量不合格的学生,如果我们早晚要淘汰掉这些学生,那确实不如在开始就实行“严进”;但“宽进”也会在少数情况下给一些特别的人才以后来居上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是“严进”不能提供的。从单纯的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来看,假如教育大量不合格学生带来的成本低于发掘少量后来居上的人才带来的收益和社会价值,我们就应该实行“宽进严出”;反之,则应该进行“严进宽出”。

同时,我想国内之所以对“宽进严出”有很高的呼声,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觉得学生在高中时候拼命学,到大学反而没有压力/动力学习,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所以需要以“严出”加压。但这种意见可能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大学是“宽进”的,那么学生很可能在高中就没有什么压力/动力学习了。我问了问荷兰朋友他们是不是这样,答案大多是肯定的,由于没有升学压力,大多数荷兰高中生的生活还是很轻松的,无心学习的人也不在少数。所以要全面地比较两种制度,似乎应该从以下两方面看:

第一、对于社会来说,年轻人在高中的时候好好学习对他们的生产力提高作用比较大一点,还是在大学的时候好好学习对他们的生产力提高作用大。这一点似乎很不好说,因为仅从就业的角度,大学学的东西更有用,但高中学的东西毕竟是大学学习的基础。不过从人的精神状态,或者“斗志”来说,由于大学毕业就要进入社会找工作,大学的时候处于忙碌的状态可能就比较有利于和日后的衔接。如果高中的时候紧张,大学时放松,毕业的时候再紧张起来可能来不及。

第二、对于年轻人自己来说,是高中时候玩带来的效用大,还是大学时候玩带来的效用大。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一个可能比较相关的事情就是,我国的中学通常会因为升学压力禁止学生做很多事,比如谈恋爱,或者玩游戏之类的,理由主要是这些事情“耽误学习”。据我有限的观察来看,这可能并不是很成立。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们不妨把学生分为两类:爱学习的,和不爱学习的。如果一个学生爱学习,并且知道谈恋爱或者玩游戏会耽误自己的学习,他/她的理性决策就是不谈恋爱/不玩游戏;如果一个学生爱学习并且谈恋爱或者玩游戏,这多半可能是因为他/她知道自己即使做这些也一样可以学得好——从小到大我听说过,认识的考年级第一的人,大多是要么谈恋爱,要么玩游戏的,少数既谈恋爱又玩游戏,不谈恋爱也不玩游戏的倒真的很少。而很多谈恋爱玩游戏的学生之所以学习不好,原因也不是他们做这些事,往往只是他们就是不喜欢学习罢了。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学校禁止学生做这些事,只是在学生的理性决策中添加了不必要的约束条件,破坏了原有的均衡。这除了降低学生的效用,对学习的提高作用可能并不大。如果大学实行“宽进严出”,能降低中学的升学压力,从而避免学校因此对学生的生活施加不必要的干预,这可能也是一件好事。

作者包特,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本文原刊于《经济学家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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