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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社会流动性一定意味着更多社会平等吗?

有很多中国学者讲到中国古代社会都会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比西方封建社会有一个优越的地方,就是科举考试可以给底层的人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中国的封建社会比西方封建社会更稳定。

这个说法是没有错的,不过也有人由此进一步引申说,中国社会在封建时代就比西方更加平等了,这个就不太对。我这里想说一个看上去有些荒谬的论断:从短期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确比西方更加讲究“机会平等”,但从结果平等(收入/社会权力分配的平均度)的角度,西方社会能够慢慢孕育出像宪章,君主立宪,代议制这些促进社会阶层利益分配平等的制度,正是由于西方封建社会没有科举制,而是有固定不变的贵族和平民阶层造成的。

其中的理由我可以用一个关于荷兰大学的小故事说明:说荷兰大学至今保留着一种在北美体制看起来非常不合理的制度,就是博士生名义上的导师(promoter)必须是正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可以是实际论文的指导老师(supervisor),但是答辩之前一定要找一个正教授作为委员会的召集者。很多年轻教师都反对这种制度,因为他们觉得年轻教师是最有活力,并且适合带博士的群体,非要在上面加一个正教授作为主要导师会削弱年轻导师的干劲。这件事被不断的提起,却从未真正改变,为何?主要原因是制度的审议和改变需要经年累月的时间,在这几年乃至十几年的时间里,大多数当初动议的年轻副教授和助理教授们都变成了教授,等决策层下来真正开始询问和商议的时候,他们早已媳妇熬成婆,变成改变的反对者了。

所以我要说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激励问题,就是在东西方社会里,作为来自平民阶层的有才华的人面临的出路决定了社会阶层间博弈的长期发展。在中国,科举考试的出现给了这些人变成统治阶级的希望,但同时,这种希望也决定了他们几乎没有激励成为真正的平民阶层利益代言人(当然,我并不否认人生前期的贫苦经历可能会造就一两个如范仲淹一般当政后依然关心民间疾苦的大臣,但我也认为范仲淹这些人对民间疾苦的关心依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大局政治观念上的,而非简单的为民请命),而在欧洲,贵族和平民的划分在堵死了平民阶层天才成为重要大臣或者国王的希望的同时,激励他们通过建立工会或者行会组织和国王谈判,在提高自己阶层的人的平均收益水平的同时,谋取个人的影响力和声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流动性(程序平等)和收益平等(结果平等)之间不但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还有一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从短期来看,程序平等可以成为社会的黏合剂,但从长期来看,前者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威胁是:正如科举考试在古代面临的很大问题就是越到后来,应试和中第的人越多,但可供分配的官职却越少,在这种情况下,情况就要么发展成要么整个官僚体系越发膨胀,来创造新的职位吸收新的人员,但这种情况会造成平民阶级负担过重,容易激发反抗,要么这些人成为高级失业者,后来成为农民军或者外族入侵者的师爷。而西方社会在付出了一代代不稳定和血的代价以后,平民领袖和国王多少可以坐下来谈判,并且签订一些慢慢有些约束力和可信度的条约,而这些条约在长期而言,还是可以更多地提高社会稳定程度。

和这个相关的讨论,就是关于美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和“美国梦”的讨论,我看过的很多书都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是西方世界最大的,但在一段时间里,美国并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因为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比其他西方国家高。但最近一些经济学杂志和政治家也都开始担心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开始变差的问题了。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许也可以从古代历史中吸取有用的东西,那就是社会流动性虽然是好东西,但要使一个社会稳定,缩小阶级/阶层差距比促进阶层流动性重要得多,因为毕竟社会能容纳的上层阶层有限,并且上层阶层也总会用各种办法(成功地)不让自己流动到下面的阶层里去,那么在没有重大外界财富涌入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的“自然向上流动性”不可能长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想要靠它解决一切问题在长期看也是根本不现实的。

作者包特,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经济与金融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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