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最近拍摄的教育实验节目“中国学校”在英国和中国都得到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节目主要讲的是一所英国初中邀请五名中国中学老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以中式教学方法教育50名学生。中国老师开始的时候在课堂上遇到了巨大的难题，主要是一些英国学生认为中式教育法灌输性内容过多，听起来无趣，于是开始闲聊和扰乱课堂秩序。但从最后的考试结果来看，在学生质量并无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中国学校的学生每门课的平均分大概比英国对照组高15%-20%。这一结果令中国老师和英国校方都很惊奇，校方领导也意味深长地表示：这对英国教育体系是一个“有趣”的结果。如果为了提高成绩而让学生失去快乐的童年，这无异于回到“黑暗时代”。

相信BBC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只是为了回应英国国内的一个问题：即英国中小学生在最近的国际中学生学业测试中表现不佳，明显弱于亚洲学生，那么将亚洲模式移植到英国，是否对英国学生的学业有益。从节目的结果看，这个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当然，有人指出中国班每天在校学习时间比英国班长将近一倍，从学习效率看，中国班未必更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班实行的是在欧美看起来恐怖的中式50人大班教学，且不分班；英国班都是标准的30人班，且根据能力进度分班。更别提中国班老师即使英语良好，也依然面临语言和文化背景带来的交流不便，和与学生不如本地户熟悉带来的适应成本。

对于教育学和经济学研究者来说，这个节目其实带来了非常值得思考的挑战：班级大小与学习成绩的关系是近几十年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最重要主题之一，基于美国田纳西州STAR实验等研究，很多教育经济学者都推荐小班教学作为提高学习成绩的重要手段。但从这个节目结果来看，小班教学看起来并没有很惊人的效果，或者说，如果有也不如简单延长上学时间有效。 

中式教育与英式，或者说欧美式教育的另一个不同在于：相比欧美教育认为学生做到自己认为的最好（或者说“但尽人事”的程度）就可以了，中式教育往往鼓励学生“挖掘潜力”——即做到老师认为他可以做到的最好的程度。以西方的话语来说，中式教育在设立教育目标上充满了父爱主义。的确，中国老师也常常把“我是为了你好”放在嘴边。欧美教育的假设是，即使是小孩子，也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并为此负责，如果小孩小时候不养成为自己作决定的习惯，长大也会缺乏主见；而中式教育的假设是，让缺乏判断能力的小孩子作决定并负责，是相关监护人和教育者的不负责，如果放任小孩做对自己有害的决定，他们将来会后悔，并承担过大的代价。这一点上双方各有道理，很难说对错。但如果只是追求学习成绩这一目标而言，以老师为主导的挖掘潜力的教学显然更容易出成绩。

 当然，这些观点也离不开背后的社会土壤。像中国老师以过于直白的方式提出的一样：英国有过于慷慨的福利体系，所以一个人容易失去竞争意识，并且不觉得没有竞争力是可怕的事。除了福利体系，收入平等性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很多收入更为平等的欧陆国家头疼的问题：由于各个行业工种收入太接近，教育的经济回报看起来也不是很诱人。既然如此，大多数学生自然不必挤破头上大学，相反，有时候是国家为了产生教育的正外部性而讨好学生上大学。很多欧陆国家如挪威荷兰的教育贷款利率是如此低，不缺钱的学生也会借，哪怕借来炒股也是很赚得。同时，大学生通常还享受免费公交卡和住房补贴。然而这些补贴也产生了显而易见的次生扭曲：大学生福利这么好，又舒服，谁还想毕业找工作？于是国家又得提供各种奖励机制引诱学生按时毕业。在荷兰，很多教育经济学者都研究如何设立奖金促使学生好好学习，尽快毕业。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收入太平等，所以上大学不需要竞争，政府还得求着上。既然大学不难上，多少人有动力在中学好好学？

 此外，欧美学校不能采用太父爱主义的态度，讲课要有趣，注重学生的主观感触和“用户体验”，这显然是把学生当顾客，把自己当作服务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是私立学校，这很好理解，因为学费贵嘛，学生家长付了钱，总要物有所值。公立学校呢？美国这方面信息我不清楚。欧洲应该主要是这样的：由于政府要取悦选民，所以为了当选政府一般会许诺尽可能低的学费，和尽可能高的入学率和毕业数。由于大学由政府管理，而且学费收入确实有限，所以为了维持运行，大多数大学就必须处在竞争学生的处境。如果大学竞争学生，那么大学的排名，特别是教育质量和学生满意度的排名就很重要，因此大学必须把学生当顾客。中学虽然具体细节不同，但想必机制也是一样的。而大多数亚洲国家，大学和中学经费和学生人数联系不太密切，相反，学生和家长更注重升学率和学术声誉这样的指标，所以学校竞争学生的必要性就弱些。

 说了这么多，总结起来就是虽然中式和英式教育都有自己生长和适应的土壤，但从结果上来看，在近几十年过于追求学生个人主体性和用户体验的欧美教育中加入适当的父爱主义因素可能是有好处的。同时，教育经济学者似乎应该重新审视班级大小与学时长短对于学习成绩的贡献何者更大。

 但要想全面对比中式教育和英式教育的利弊，仅仅一个实验是不够的，至少要看一下在中国课堂引入英式教育会如何才更容易评判。此外，抽象地讨论“成绩好”和“童年快乐”哪个目标更重要并把它和中英教育比较联系起来在我看来是一个偏好的问题，而经济学是关于给定偏好的决策最优化的学问，所以超出了我有能力回答的范围。

作者包特，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经济与金融系助理教授。本文经修改后的版本刊发于《经济学家茶座》